|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他还明确提出，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江泽民同志的上述思想，为我们通过制度创新反腐败，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指明了方向。
当前国企改革在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在国有控股的境外上市企业中,其经营管理者既要对国有资产负责,又要对国外资本市场股东负责。激烈的市场竞争既要求企业决策高效率,又要求企业运营低成本和管理层高度廉洁,在这种情形下,稍不注意就会犯错误。往往有少数本来比较优秀国有企业家，把握不住自己，因为腐败倒下,从红塔集团的褚时键，到中国银行的王雪冰，不胜枚举，令人痛心。那么为何会出现国有企业中前腐后继的现象，腐败的根源到底在那里? 只有找到了根源,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根治腐败。
从体制上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企业的领导人，即厂长、经理放权让利。这件事由谁来办呢？由放权让利的对象去主持。于是从这里产生了一个管理学中叫做“自我交易”的问题，也就是说，企业领导人作为所有者的全权代表向自己放权让利。这样，就导致有些不能出以公心的人，很容易用损害所有者权益的办法来取得自己的利益。日本学者青木昌彦也提出了腐败的内部人控制理论。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经理人员是“内部人”，他们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倘若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极有可能侵害出资人的利益，形成腐败。因为内部人控制的资产往往属于“无保障资产”。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当代经济学对之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有关腐败理论之一是“经济人”理论。斯密最早阐述了“经济人”思想，帕累托首先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斯密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帕累托认为，“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看怎样才能使自己获益最大。可见，“经济人”就是自利人，他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人的或社会的利益；“经济人”也是理性人，他要考虑以最小的成本或代价获取最大的生产或利益。腐败产生的基础就是“经济人”行为，“经济人”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利用制度、法律、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巧取豪夺。
从信息经济学来看，在国有企业中，国家和经营管理者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委托人、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权责不明，缺乏监督，以及存在优败劣胜的“逆向选择”和侵犯委托人权利的“道德风险”，会使得腐败产生和公有资产流失。
从对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腐败主要是人性的弱点和监管不力，以及权力过大造成的。当然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企业管理者新出现的腐败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虚报利润，弄虚作假，套取期权等。腐败的原因也多了，对付这些新旧腐败现象的解决之道，关键在于进行“机制设计”，制度创新。
笔者认为，应该创新以下四种制度，从源头上尽可能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出现。
其一，“不能为”制度的创新。
不能为制度的创新，就是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公开办事规则、办事程序、办事人员和办事期限，引入电子信息化技术,透明行事。在控制和使用国家资产方面，可以适当套用政府部门的各种制度,如实行年度集中采购的制度；招标、投标制度；独立审计制度等等。
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要制定财产公开制度。科级（或比照科级）以上的人员，必须在指定的日期之前报告并且公开其年度收入或者财产。有关部门应当利用各种有效的形式将各级管理者的财产情况公之于众，高级管理者（地厅级或比照地厅级以上）的情况则公之于报纸媒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公民有权查阅所有官员的财产与纳税状况。
还可以试行对国企管理者的质询制度、述职述廉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通过适当的形式，职工、股民有权就重大决策、财务问题向领导干部质询、查账，有权向上级机关反映情况。管理者定期述职、述廉，就决策过程、资金往来等事项向民众或者审计、监察部门汇报，有关部门随时进行审计、稽查。对于领导干部的人品、业绩、廉洁情况，群众定期进行民主评议，以投票的方式确定评议结果。对于评议不合格的，一律免职。
国有企业也在逐步推开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其内涵参照了政府系统的一些规定。在政府系统，就重大投资、决策以及重大事件的处理，下级政府、官员有责任及时向上级汇报，乡长、村长有责任及时向乡民大会、村民大会汇报。
当然企业不可能脱离社会大环境，光靠一家企业、一个行业反腐败是不行的。从大的方面来说，必须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争取早日实现县乡两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选举；必须推行公开办事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必须加强法治，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必须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充分发挥行政监察、审计等的监督作用。
其二，“不敢为”制度的创新。
要建立好的制度遏制腐败，关键在于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具有强大约束力的事前监督与事后惩罚机制，使腐败行为公开曝光，使腐败行为的成本大大提高，从而使想腐败的人望而生畏，不敢腐败。
监督不力是导致根源性腐败成风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加强对权力运作、各项规定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一是要对权力部门建立起跟踪监督制度，尤其要对重要的权力部门和重要事项的决策过程建立跟踪检查制度，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就跟踪监督到哪里，防止权力滥用、权力失范等问题的发生。二是要建立广泛的民主监督制度。通过职代会、纪检、工会、团委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形成制约腐败的强大合力。特别是要健全、完善反腐败检举有功奖励制度，要奖得让人心动，并积极保护检举人，使检举人安心、放心，从而使腐败及权力交易、权力亵渎化等隐蔽性较强的根源性腐败无处藏身。三是要在权力运行中建立内部约束机制。如“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财务，各种非生产性开支的报销不仅要实行“一支笔”审批，而且要实行严格的联签制度，支出原因、额度实行定期帐务（财务）公开，以有效防范违规报销、超标开支、铺张浪费等问题的发生。
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并重，进一步注重程序监督，是管住权力的重要举措。过去我们长期偏重于实体监督，但现实中绝大部分腐败现象的发生，都与违反相关的程序性规定有关，程序监督的薄弱，使得实体监督的效力大打折扣。近些年来，程序监督已经日益引起重视，许多旨在源头治腐的程序性规定相继出台。但无庸讳言，这些程序监督大都不完备，其规定本身往往就缺乏程序保障的周详和可操作性。随着源头治腐工作的深入，我们要进一步加大程序监督的力度，继续出台一些程序监督的单项规定。在一些实体监督的规定中，完备程序保障。大力宣传贯彻实施程序监督优先的原则，从而将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并重，甚或先于、优于实体监督，遏止权力滥用和失控，保证权力在有效的监督下运行。
仅有明确的责任追究内容是不够的，关键还要人去严格执行。现在之所以会出现腐败禁而不绝，多发、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待腐败及腐败分子过于仁慈、下不了手。正因如此，腐败分子把我们的规定、制度乃至法律常常视作纸上画的老虎，没有丝毫威惧心理。所以，实现高官问责制,对腐败特别是根源性腐败必须下猛药、施重拳，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否则，就难以遏制腐败现象高发的势头。
其三，“不必为”制度的创新。
不必为制度的创新，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创建适合国情的以俸养廉、以俸养能的国有企业用人制度，确保企业管理层能按其贡献大小获得相应的收益，从而不必去冒险利用公权牟取私利。
进行“不必为”的制度创新的前提是裁减冗员，提高工作效率，实行与国外企业同等的薪酬改革，用经济的手段来防止腐败。必须对雇员职务犯罪进行“成本核算”，并加以广泛宣传。这个成本核算并不复杂，用公式表示，就是：犯罪所得＝成本（受惩罚概率＋服刑期＋社会声誉）
一般来说，如果职务犯罪所得远远高于受惩所花费的成本，那么职务犯罪就会呈增大趋势。根据我国现在已曝光的贪污腐败案件来看，正是犯罪所得与付出的成本不成比例，导致职务犯罪率居高不下。因为根据中国国情，大多数官员贪污所得（只是被发现被追缴部分）也往往是其显性工资收入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是几千倍。其受益者往往是整个家族，而受惩者往往只及于一人，尤其是不少官员们贪污犯罪的动机早已不是让本家族成员在本国过上富裕生活，而是要送子女出国、上学，甚至包括今后在国外生活的基本保证，如住房、外国银行的巨额存款等。所以有民谚云：“砍头不要紧，只要金钱真，杀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指的就是家长冒受惩危险去贪污腐败，子孙们想方设法将财产转移出去，到他国享受幸福生活这一“资本外逃”的社会现实。因此，务必给经营者高薪，当然高薪也是有限度的。薪金要同企业发展共增长,对突出贡献的企业家采取高期权,高退休养老金的方法。
其四，“不愿为”制度的创新。
建立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体系，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使之对腐败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感，主动抵制腐败，对企业来讲就是要树立一个先进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创建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对企业各阶层人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洁从政教育，牢固构筑抵御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使广大经营管理者能够保持一身正气，远离腐败，拒绝腐败。
企业管理中出现腐败现象，一些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思想道德水准的滑坡是重要的原因。现在，受各种消极腐败思潮的影响，我们的一些干部把腐朽作为神奇，把能钻政策空隙、搞所谓的变通视作精明能干、善于开拓等。为此，必须加强对经营管理者的教育。一是要加强理想信念、宗旨教育，通过教育，帮助经营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确立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想和风气的侵蚀，做一个有自知之明，有利于国家、社会的人。二是要加强党纪国法教育，深入组织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纪条规，帮助经营管理者真正了解和认识什么是应该坚持和做到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坚决不做的，自觉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使根源性腐败没有立足的地方和蔓延的市场。三是要加强艰苦奋斗的教育。要通过组织经营管理者参观贫困、偏远地区和条件艰苦单位以及向经营管理者算经济账，让他们珍惜现有的工作、岗位，帮助他们在物质利益面前知足长乐，不搞歪门邪道。要开展“诸如掌权为什么和为谁掌权”等讨论，帮助经营管理者用权为公，反对以权谋私，防止权力私有化、商品化、自由化。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就明显违背了立党为民、执政为公的宗旨和方向，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而在以上四个方面防止腐败制度的创新中，“不能为”是硬约束，是治本；“不敢为”、“不必为”和“不愿为”是软约束，是治标。上述四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只有相互配合，综合运用，才能真正从源头上、从制度上确保遏制腐败行之有效。
| 
